“青铜时代”

年第一期湖湘地理。希望新的一年，时光慢些。

时间是从什么时候“加速”的？我总觉得是从精美的铜制品的消失开始的。

小时候的时光，是老屋木门上的一把铜锁，记录着主人每一次出走、归来，主人的摩挲沉淀成铜锁的金光闪闪；是绑在脚踝带着体温的红绳铜钱；是笨重的铜盆；也是村里放电影、红白喜事吃饭，村干部敲响的铜锣……那是属于我们的“青铜时代”，时间很慢，一切都很美好。

铜制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彻底退场，意味着手工艺时代的结束，时间，也跟随工业时代走上快车道。

年的末尾，我们在湖南曾经的“铜匠之乡”——耒阳坛下乡，看到铜匠已经老去，不再行走四方，制铜的技艺，默默在心里一遍遍回想，他们在门前晒着太阳，等待走四方的年轻人归来。

寻觅远去的老手艺，难免走入凋敝里。好在，作为响器，铜依旧无法取代，坛下乡的铜锣、铜钹、唢呐声音洪亮，远销各地。

铜锣，响应着中国人的大悲喜。喜或悲，人们都用一场喧闹来告别或迎接。我们以铜锣迎接新一年的到来，希望你能听到悠远、热闹的锣声，愿你在喧闹里起舞，唱“这一切没有想象得那么糟”。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　

株洲攸县政协文史委《攸县技艺》中，有关于攸县铜匠的记载，清末民初，攸县打铜业兴盛，铜匠来自同一个地方——耒阳坛下乡。这些打铜者们每年农忙时回家种田，农闲时到攸县打铜，像候鸟。每年二月二十五日，他们都会回到耒阳，走进耒阳铜业公会祠堂，拜祭他们的祖师爷太上老君。后来，他们索性在攸县安定下来，不再迁徙，这是坛下乡打铜业繁盛时期的一个缩影。

据《耒阳市志》记载，坛下圩（即现在的坛下乡）清代以加工铜器出名，年上市铜器达件，到了年上市铜器达到约件。“像现在的新化复印，邵东的小商品。”坛下的老人们叹息，坛下的制铜业落幕太快，猝不及防，好在，坛下铜锣依旧在响。

武汉杂技团出国演出，专程到这里采购铜锣

坛下乡，在耒阳西北25公里，与常宁交界，一个边界小镇。据说，张飞曾率军在寨下山安营扎寨、点兵，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在山上筑坛祭祀，坛下因此得名。坛下的铜业，也往往跟这个传说联系在一起，说是张飞带来了铜的冶炼技术，所以滋生了当地的打铜。

这多半是附会。

“可以肯定的是，北方人带来了冶炼和打铜技术，我们这里有铜矿、锡矿，所以制铜业发达。”坛下乡铜锣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罗冬元并不认同这种传说，但坛下铜业究竟始于何时，难以考证。

可以确定的是，耒阳的铜加工，在清朝民国时到达高峰，这跟清代开放矿冶业，允许民间开采冶炼有关。坛下乡舂陵江畔的湾阳村有铜矿、锡矿，如今还存留着很多矿洞，像地道一般，当地人称作“龙眼”。

《耒阳市志》记载：“清代和民国时期，县境西、北乡铜、锡器加工的能工巧匠多，每年的农闲季节，肩挑工具，走乡串村上门加工铜壶、铜锁、铜脸盆、铜烛台、铜制乐器等日用器皿及家具饰件。”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因为铜、锡原料紧缺，匠人们纷纷改行。不过，坛下制铜业很快在八十年代迎来一个高峰，年，坛下圩上市的铜器约两万多件，是年的四倍，铜器品种多达39种，武汉杂技团出国演出，还专程到这里采购铜锣、铜钹等响器，彼时的坛下响器，远销9个省市。这更像是坛下铜业的一次回光返照，铝制品、塑料制品的兴起，对作为日用品的铜制品的打击是致命的。铝制品、塑料制品制作工艺简单，价格便宜，很快就取代了笨重而价格高的铜制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铜制品只留下铜锣、铜钹、唢呐、鼓类等铜响乐器系列产品。当时的坛下铜锣厂有职工数百人，一年产铜锣4吨，一度供不应求。

“提货都要排队。”罗冬元年进入坛下乡铜锣厂，见证了集体企业最后的荣光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铜锣厂倒闭，坛下制铜业似乎要画上一个句号。罗冬元认为铜响器市场其实还在，只是集体企业无法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端，倒闭是迟早的事情。

罗冬元年在村里开办了一家铜锣厂，“坛下还有一家铜锣厂，也是坛下铜锣厂的老职工办的”。坛下铜锣重新响起，销往国内20多个省市，还远销东南亚。

一声悠远的锣声响起，总想起那些一头挑着风箱、炉子，一头挑着铺盖，手里摇着铜铃，翻山越岭、走街串巷的坛下铜匠们孤独的身影。他们后来是否回到家乡，又或者在异乡生了根，是否会在夜里听到铜锣的回响？

地底下采铜的矿洞四处延伸

罗冬元的铜锣厂在软石村，如今是参观坛下铜锣、铜工艺的终点。来了兴致，会带你去看坛下铜工艺的起点——湾阳，那里有老码头、“龙眼”（矿洞），还有荒废的铜匠铺、晒太阳打瞌睡的老铜匠。

坛下乡湾阳村离罗冬元的村庄不远，在舂陵河旁，河对岸是常宁地界，是个真正的边界村，水运时代结束，就显得格外偏。

“三十年前，这些都是铜匠铺。”走进村里，靠近河边两排相对房子，早已无人居住，店铺的布局，在这个寂静的村庄中，显得不那么协调。往河边是新的渡口，一条渡船无人看守，留着电话，过渡的人也少了。舂陵江当地唤作茭河，平静清澈，水草摇摆。舂陵江曾是坛下的水上运输线，向南可到桂阳、永州，往北在常宁和衡山交界处汇入湘江。年开始，上游多处筑坝，特别是年欧阳海水库建成，中下游缺水，舂陵江就成了季节性通航河流，水运时代也很快被公路时代取代。

“这里最繁华的时候有48张肉案。”六十八岁的罗冬元其实也没有见过湾阳48张肉案的繁华，也无从考究，湾阳三个老码头、还有村子里的“龙眼”证明那可能并非空穴来风。湾阳与水口山隔江相望，水口山的矿脉延伸到这里，矿洞也就跟随到这里，村里的人说河底有矿洞穿过，村里不时出现塌陷，以至于村民建房子都谨小慎微。罗冬元凭着自己的记忆带着我们找到一处“龙眼”，一个不足一人高的矿洞往山里延伸，可以想象百年前的采矿人是怎样佝偻着身体，往外运输矿石。

“地下全是洞，像地道一样。”罗冬元说，村里有个捕蛇人经常在矿洞里穿梭。可惜我们没有找到那个捕蛇人。

湾阳地下的矿是铜、锡，再加上便利的交通，自然就形成了制铜业。97岁的老铜匠肖秀国，住在老码头旁的土坯房里，早已不再打铜，铜锣声估计也听不到了，靠着炉火打瞌睡，看有人进来，热情起身，耳背无法交流，却热情拿出一瓶酒和杯子来，“喝点！”我们好不容易才推脱了老人的热情，他的住房后有个耳房，就是他曾经的打铜处，简单到只有两个砖松散砌成的灶台，灰已冷却好多年。老铜匠已经找不到一件铜器，能够证明自己的铜匠身份。

坛下乡，在耒阳的西北，西边隔着舂陵江与常宁水口山相望。

坛下每个月逢农历二、五、八赶集，我们经过的时候，不是赶集日，显得格外寂寥。老人们在门前晒太阳，戴着口罩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会在阳光里想起40年以前的坛下圩场。

彼时的坛下，铜器的敲打声此起彼伏，每到赶集的日子里，铜锁、铜盆、铜碗、铜勺、铜锣……各种铜器摆满整个市场，是展示，也是铜匠手艺的比拼。

生活日用的铜制品被铝制品、塑料迅速取代，坛下千年“制铜之乡”的辉煌落幕，铜匠也老去了。庆幸的是，作为乐器，铜锣、铜钹、唢呐……铜的地位无法撼动。坛下乡的铜锣技艺完整传承下来，铜锣销往世界各地。

“哐、哐、哐”，坛下乡软石村罗冬元铜锣厂，在冬日午后传出锣声，悠远、厚重，像这片土地千年的回响。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 　　　

一面铜锣，需要经过11道工序

罗冬元的铜锣厂，更确切地说是个作坊，五层的楼房，是生产车间，生产铜锣之外，也制作鼓、唢呐等一些乐器，院子里两张撑开的牛皮格外显眼。

“这三年，因为疫情，很多地方都不敢搞活动，多少有些影响。”三年前的春天，我来过这里，罗冬元很快认出了我。这个偏远村落的铜锣厂，其实连接着广阔的全国甚至世界市场，能清晰感受到疫情三年的寒意。午饭后，师傅们陆续到来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，“哐哐哐”的锣声，村庄的宁静被打破了。

罗冬元铜锣厂的车间在一楼，因为地势比他的住房低，穿过一条长长的楼梯，像进入一间深邃的地下室。车间里摆满各种铜锣半成品和原料，墙壁烟熏火燎，用粉笔写着近期生产计划：3.2斤铜锣10面、大小云锣10对……这是订单，火红的炉膛，让车间很温暖，金属碰撞声淹没了整个车间。几个师傅各司其职，车间随意杂乱，却有着自己的逻辑，各道工序在常年的生产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。

最靠里是原料堆放处，原料多是废铜。做铜锣，铜里要加入锡、银等金属，这是数千年前人类发现的铜的秘密，能够保证硬度和音质，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的青铜也是这样的合金。金属配比是秘方，掌握在罗冬元手里。经过配比，这些已经废弃的原料重新回炉重造，在℃高温炉中熔化，熔化的铜水倒入模具，就成了铜坯——像个不大的饼。

铜坯还会经过反复多轮火的煅烧。在℃的炉膛中反复加温烧红，火光映照在锻打工罗显林的脸上，他将烧红的铜坯夹出，放在冲床上锻打成片。传统的工艺，锻打完全靠人工。“一个铜锣要捶打几千下，一台冲床可以抵得上一百个锻打工。”罗冬元几乎是扯着嗓子告诉我们。

反复锻打之后，是剪边，也要烧红软化，然后将已经被锻打成片的铜剪成圆形。

接下来是挖边成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将平整的铜片，整出铜锣边。挖边定型传统的工具，是两段腰粗的树桩，凿出“V”形，传统的匠人，善于就地取材。烧红软化的铜片斜竖放置在“V”形槽上，用铁锤整出铜锣边（不同的锣，边有不同高度），到此，铜锣才粗具雏形。定型的铜锣，再放回炉膛里烧红，然后迅速放入冷水中，叫作淬火，“可以提升铜的硬度”。

淬火后的冷作，只能靠人工用铁锤反复捶打，这道工序考验技术和经验，“没几年的功夫做不来，锣面要平整，钹要严丝合缝”。冷作确定了铜锣的基本音色，敲击，浑厚也浑浊。抛光就像给铜锣上妆，用合金刀和特殊的砂纸打磨，金灿灿的铜色显露出来。

“聪明的人才能学会”

罗冬元在一堆抛好光的铜锣里拿出一面锣，敲击，浑厚的锣声灌满了整个车间。“没有调音（调整音色）的。”罗冬元拿起锤子捶打起来，“有的地方不平，所以有杂音。”经过一阵敲击，再敲，罗冬元露出满意的表情来，虽然，在我们听来，前后的声音不过都是一样的“哐哐哐”。

调音之后还有最后一步，他称作“一锤定音”，定音师根据不同锣的品种，用不同的手法和力度敲打铜锣的不同捶点，调整锣面的形状和厚度，改变铜锣的音效。“你听，是不是好多了。”他敲击着问我们，我们一脸茫然。

“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学，要悟性。”罗冬元更愿意别人把他的产品称为民族乐器，而不是简单的锣。造型简单的锣，总容易让人忽略它的音乐属性，也就把这门手艺看轻。

“其实很多不同的锣，贵州的是高边锣，音质洪厚，传得远；京锣声音更脆……”坛下，这个偏远的小镇，从古至今对应的从来都是全国铜锣市场，需要把握各地不同的音乐脉搏。罗冬元说的悟性，其实更多的是对声音的敏锐性，能在铜锣的“哐哐哐”声中感受到音乐性，然后凭借对音乐的敏感，通过捶打调整出最准确的声响。

寻到、培养一个调音、定音师并不容易，“要好几年才能出师”。在农村就更加困难，“‘聪明’的人留不住，都到外面的世界去了”。这个曾经的制铜之乡，制铜产业凋零，老铜匠老去，年轻人忘记了前辈们的手艺，前赴后继奔向外面的世界，他们谋生，已经不再完全依靠一门手艺。出走，似乎也是这块土地的基因，很久以前，这里的铜匠们也是挑着担子走南闯北。

罗冬元感到一丝危机，虽然他开出的工资不低，“计件，一个月能有七八千”，在农村算得上是高工资了，但是也难以寻到合适的人，“有的人就是学不来”。在工人的招聘上，罗冬元顶住了乡村人情的压力，拒绝了很多人。如今铜锣车间的十几个工人来自于周边的乡村，有的是老铜匠，有的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。

“我的工人就是‘上帝’，不用打卡，他们愿意来就来，我得求着他们呢。”罗冬元打趣说。我知道这种迁就里，有罗冬元对匠人们的尊重，也是匠人的骄傲。

一年销售一万多面锣

“云南没有锣鼓厂，贵州、安徽也没有，广西有个小厂……”罗冬元指点着全国的铜锣市场，这时我才觉得，罗冬元不仅仅是个匠人，更是一个敏锐的商人，在这个偏远的乡村里运筹帷幄。

昆明、长沙、贵阳、合肥……很多省会城市，都有他的经销商，经销商都是亲戚，像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，不过联结并不紧密，罗冬元只负责给经销商供货。

“我的女儿在长沙高桥大市场开店，她是湘潭大学学国际贸易的，之前在深圳银行工作，年薪十几万，被我叫回来在长沙开店，现在的收入也不比银行差。”二十年前，能够把在深圳银行上班的女儿唤回，魄力十足。最后那句补充，也像是为了证明自己当年做出决定的正确性。令他欣慰、骄傲的是，女儿的国际贸易背景，让这个乡村的铜锣远销到东南亚。

某种意义上说，罗冬元把坛下的铜锣产业做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让坛下的铜锣声依旧延续着千年的回响。

“感谢改革开放。”罗冬元不止一次说起这句话，他的先辈多是铜匠，挑着担子走南闯北、走街串巷。只有他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将家传的手艺终于转化成家族的产业。

他一直认为他的经商基因源自父亲，只是他的父亲没有赶上好时代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他的父亲在村里开磨坊，卖油，“别人的工分一天才一毛钱，我父亲就可以赚一块”。

年，跟随父亲学习技艺数年的罗冬元进入乡里的铜锣厂企业办，负责供销，他的经商才能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施展。“乡里的企业是没有国家铜配额的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”罗冬元带着铜锣厂开的介绍信和几面铜锣当样品，身上绑着几万块钱，踏上南来北往的列车，那几年，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。

“去成都，三天四夜，身上捆着钱，车上人多，眼睛都不敢眯。”到了目的地，他找到当地废品公司收购废铜，“黄铜一块多钱一斤”。他每年收购五六吨黄铜，几乎要跑20多个城市。在当地收购后，通过邮局寄回坛下，“或者找火车皮运回来，乡里铜厂每年需要的原料是四吨左右”，他总能超额完成任务。

销售的出口则是各地的百货商店，他依旧记得百货商店采购者趾高气扬的样子，“要收礼才会采购你的东西”。彼时年轻的罗冬元已经感受到国有企业的弊端，这种弊端在坛下乡铜锣厂也根深蒂固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乡里的铜锣厂落下帷幕。乡里领导让罗冬元接手，他拒绝了。

铜锣厂倒闭后，罗冬元凭借累积的资源，倒手废铜，挣到了人生第一桶金，“一块多钱进，可以卖到四五块钱一斤。有需要铜锣的厂家，我也能帮他们找到资源”。年，罗冬元才决定开办铜锣厂，他的销售策略是在各个省会城市开店。如今，从他这里采购铜锣的店子已经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，“现在一年销售大概一万多面锣，鼓也有一万多面”。

六十八岁的省级铜锣传统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罗冬元，开始有意识搜集当地的铜制品，铜锁、铜碗、铜勺、铜锣、唢呐……“有实物，我们还可以通过实物制作模具，没有实物就没办法恢复了”。他的愿望是开一个展览馆，展示那些逝去的坛下铜工艺。只是，现在这种搜集已经变得困难，很少有人留着那些早已失去实用意义的铜制品。

庆幸的是，铜锣声犹在。我们离开时，远远还能听到浑厚的锣声。这是送别，也是迎接，迎接那些归来的游子。

文/潇湘晨报记者唐兵兵摄影/卢七星朱辉峰

新闻线索爆料通道：应用市场下载“晨视频”客户端，进入“晨意帮忙”专题；或拨打晨视频新闻热线-。